国家相继即出台的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
来源:    发布时间: 2018-07-18 08:26    次浏览   >

所谓顺势而为,应势而变,完善立法应以符合法律所调整事态的客观规律作为价值判断,保持与其规制事项发展相契合,由此不难看出,与时俱进是科学立法题中应有之义。

97年至今,十余年发展巨变,经济突飞猛进、环境日新月异,原贪污受贿罪数额中规定的五千、五万等现在看来明显偏低。另外,单纯按照原法条数额的规定,如果数额已超过十万,再没有别的门槛,那么几十万跟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体现在刑期上也没什么大的差别,难免给了某些贪腐犯罪分子空子可钻,于情于法均不合理。

10月27日刑法修正案(九)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对于其中或将取消单纯以具体数额作为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保留死刑的修改内容一时成为热议的焦点。

再者,各地经济水平、个案具体情况以及所处现实环境迥异。法是社会的产物,也终将实践于社会,现实中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在生活成本、工资水平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距,那么就会在客观上造成不同地区对量刑标准的把握也因地制宜,这就会在事实上造成司法标准不一,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因此,刑法修正案九作出不再规定具体数额标准,而设定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等三个法定刑档次的修改,是在科学立法层面助力反腐的提速剂。

时过境迁常常被用来形容事态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是运动的,而法律不可能时刻反映出它的变化,便必然会滞后与现实社会。正如随着网络与大数据的方兴未艾,网络犯罪也招摇着向世人走来,国家相继即出台的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与时俱进地更新、修改、完善法律,正是破解其自身固有滞后性的灵丹妙药。

首先,贪污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又包括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这其中,有可以以数额量化的财产部分,也有体现在妨害国家法律、政策贯彻实施、腐蚀干部队伍,以及败坏国家机关威信和形象等方面的社会危害性,这些危害后果如果简单地用数额来物化或衡量,则会导致个别案件罪刑不适应现象的发生。

此次修改是自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以来,首次提出更加注重贪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取消了单纯依据数额为标准。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是通过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助力加快推进反腐败进程的务实之举。

其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单纯考虑数额,也难以全面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例如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受贿数额600万,已被判处死刑,但有些案例贪污数额上亿都没有被判处死刑。这就是因为郑筱萸任药监局局长时,对药品批号不严格掌握,致使很多假冒伪劣药品流向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性。可见,如果单纯以数额定罪,不仅会忽略了社会危害性,甚至会让某些贪腐分子重罪轻罚,不利于依法从严惩治腐败。

罪以数额定轻重很容易被公众所理解,无外是数额越大,罪刑越重,其在立法过程中,亦是一种更为简单直白的方式。然而,人们都知道,为官之义、用权之责以致党性政绩都不是可以简单用数额来物化衡量的。数额与情节并重,才是科学的量刑依据。